《施政报告》与扶贫

2019年11月10日

前言

今年《施政报告》及《施政报告附篇》有两项较为重要的扶贫措施，一是有关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的改善，二是在职家庭津贴（职津）金额的调升。在这里，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两项措施的来龙去脉。

综援制度的改善

历年来坊间就综援制度的改善，都有不少意见。当中，讨论得最久的是有关多项补助金和特别津贴，就如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当年在立法会便经常提「眼镜钱」的问题，讨论至今长达20年。今次检讨，政府建议将多项补助金和特别津贴扩展至合资格非长者健全受助人，李华明于离开立法会7年后，「成功争取」到了。

另一项立法会和坊间都较多讨论的，是综援的租金津贴上限。近年每一次《财政预算案》的大量问题中，立法会议员都常会问有关领取综援的个案中，有多少比例的实际租金超出综援的租金津贴上限。基于这个所谓「超租」现象，关爱基金于2011年的第一批10个项目中，便设立了「为租住私人楼宇而租金高于综援计划下租金津贴最高金额的综援住户提供津贴」的项目，经先后调整两次及经过8年后，政府有责任研究如何减低「超租」的情况。所以经检讨后，政府建议将综援的租金津贴上限，依据租住私人房屋的综援住户实际租金的10%裁剪平均值¹，按合资格住户人数把租金津贴的最高金额增加约3%至27%不等。

第三项，在过往扶贫委员会都有多次讨论的，便是综援制度中的一项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现时，综援人士若有工作收入，首800元将会豁免计算（即不影响其受助综援金额），之后的3,400元收入则有一半可以豁免计算（即只扣最多1,700元）；换言之，他们可以保留工作收入最多2,500元；亦即是若月入4,200元，便可以达到最高豁免计算入息的上限2,500元。这个安排是为了鼓励他们就业。

然而我们留意到，自从2011年实施法定最低工资之后，不少低薪工种的薪酬已明显上升，就如2011年前的最低薪的清洁工可能每月只有约4,500元收入，但今天以每小时37.5元、每星期工作44小时、平均每月4.3个星期计，每月便有约7,100元收入。但根据上述安排，一位领取综援人士就算只领取法定最低工资，只要每月工作约112小时，便已经达到豁免计算入息上限，再做多些工作，都不会有额外收入。有部分综援受助人可能会因此而减低工作的动力。

在2016年10月，关爱基金推行了一项「提高在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下残疾受助人的豁免计算入息上限试验计划」，即是首部分全豁免入息的800元提升至1,200元，以及后一半豁免入息的3,400元提升至5,600元；即总收入达至6,800元时，最高可获豁免额为4,000元。经检讨后，这项安排将会恒常化，并扩展至所有类别的综援受助人，加强鼓励就业的效果。

事实上，我要求劳工及福利局（劳福局）与社会福利署同事开始探讨如何改善综援，始于2018年下半年。引发我提出这要求的，是当时正进行有关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的分析：2017年综援制度减低的贫穷率为2.5%，较2016年的2.8%为低。明显地，综援的扶贫效果由2014年的3.0%下降至2017年的2.5%，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领取综援的人数逐年有轻微下降；另一个是由于综援的金额是按通胀调整，而贫穷线则按住户收入调整，而由于过往几年的住户收入升幅高于通胀，结果使综援可令住户脱离贫穷线的机率下降。这便是引发我于去年开展探讨改善综援的动机。按上述分析，我们亦可以预期，在今年稍后公布的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数字，综援的脱贫效果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政府亦在2019年初公开承诺于年终前完成检讨综援计划下的「鼓励就业」措施，以期为健全受助人提供更大的工作诱因和支援。今年《施政报告》便交代了检讨结果及政府的建议。

职津的改善

当我于2017年7月就任劳福局局长后，第一项改善扶贫措施，便是完成「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的检讨，并将其大幅改善为「在职家庭津贴」，至今受惠家庭已增加约67%。与此同时，由于综援的改善措施，职津亦应作相应调整，以保持相对的鼓励就业作用，所以政府建议将职津与工时挂钩的住户津贴额调升16.7%至25%，并把儿童津贴大幅增加40%。

后语

除了社会福利政策外，广义的福利政策亦包括公共房屋、医疗，甚至普及教育，而出租公屋更具扶贫作用。政府去年公布的《2017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指出，若计算出租公屋的间接资助作用，可以减低贫穷率3.5%，较综援的减贫率2.5%还要高。增加公屋供应，便可加强扶贫效果。

自2008年金融海啸，各已发展经济体实行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及量化宽松金融政策，导致资产（如物业）通胀，有（资）产者愈富，无（资）产者愈贫，令财富不均现象在全球（特别是大城巿）呈现恶化，亦是近年导致各地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新加坡的自置物业比例为91%，属全球第二高；而香港的自置物业比例只有51%，在有资料可作比较的51个地区中，排行倒数第二。因资产通胀带来的财富不均加剧，在香港的影响远高于新加坡。此外，不少研究都指出，自置物业比例高低亦是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所以今年《施政报告》就如何协助港人自置物业的措施有不少著墨。

不过，说到这里已超出我作为劳福局局长的政策范围，今个星期就说到此为止了。

完

¹ 即分别撇除最高及最低10%租金水平后的租金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