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社署不可以代派一万元
2020年5月17日
多年来就社会政策的讨论,很多时我们都会听到一句:「事情很简单,政府只要如此如此做,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简单,政府又为甚么不采纳有关建议呢?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亦不单出现在坊间,同样地,可以出自决策层。当上政策局局长,我往往都要提醒自己,可能表面上简单的讲一句政策方向,甚至政策问题,都可能会令负责执行细节的部门和同事疲于奔命。俗语有云「说易行难」,做人「老板」慎勿「随口噏当秘籍」、「讲一句、做死人」。作为问责官员,当然要耳听八方,广收意见,不过回到办公室便须与同事们探讨政策与执行的可行性,聆听他们有甚么实际困难。
刚通过的财政预算中有为成年香港永久居民,每人派一万元。很早之前,坊间有意见认为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保),便可以更早为现有社保受益人派发一万元。问题当然不是按个掣如此简单,在2011年向每名成年香港永久居民派6千元时,有同一个探讨,结论是有关使用社保数据,不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要求,使用不合法,所以2011年时没有使用社保系统。今年,再重新探讨这个议题,结论是可以用,但有条件(稍后交代)。不过,再深入探讨后,结论是在时间上及在工作优先次序安排上,不可行。为甚么?
作为局长,在探讨初期,我并没有介入。但当我知悉社署在时间上及工作优先次序安排上有困难时,我便亲自与社署探讨,试图找出可行方案。现有社保制度中,包括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制度(「综援」)、高龄津贴(「长者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及伤残津贴,受惠人士超过130万人,18岁或以上约有123万人。我介入的理由,很简单,若能透过社保制度派一万元,可为政府省去约亿元的行政费,我有必然的责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计算机系统的调校
如上述,问题若果真是按个掣就完成了,基本上无需讨论便可一口答应。在财政预算中派一万元有两个条件,一是在2021年3月31日前是18岁或以上,二是香港永久居民。现时社保的计算机系统是按现有所需功能设计,一般而言,一个透过投标或特别委托建立的软件系统,只会局限于起初招标/委托时所设定的功能。要从系统找出谁人在某一个指定日子(即今次的2021年3月31)达至18岁,不是现有功能,所以要先进行系统调校,才能进行。由于平日系统忙于处理现行工作,有关调校及测试工作只可以在周末(最好是长周末)进行。问题之一是何时可以交出系统进行有关工作。时间不可以早于立法会通过财政预算,不能迟于六月底;前者,在探讨时估计约为五月中(注:结果是5月14日);后者,若迟过六月底,便有可能与其它永久居民申请时间重迭,为避免有重复领取的情况,要作数据比对,有可能拖慢其它永久居民申请批准的程序。这在时间上亦不可行,因为在五月至七月间,社保系统需进行多次调校。
社保制度第一个调校是调整综援健康人士资产上限,让更多人士,特别是失业人士可以获得援助,工作在五月内要完成,六月一日要实行。
社保系统第二个调校是为财政预算案中为社保人士派「双粮」,工作是通过预算案后一个月内完成。即承诺是要于六月十四日前完成。
社保系统第三个调校亦是在五月至七月间最大挑战的一项,便是要待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原应是今年2月1日实施的社保通胀调整及各项优化措施,涉及的修改有数十项。而最大的挑战,便是要进行追补2月1日以来的差额(「backpay」),这是计算机软件于两年前更新至今第一次进行有关调校工作,能否「安然」完成,至今仍是一个令人心惊的挑战。初步估计,财委会会于五月底通过有关项目。工作便要在六月至七月间完成。这些修订是社保受助人的基本需要。
因此,可以腾出时间容许系统作调校及测试以处理派一万元时,亦只会是七月之后。
社保制度派一万元的工作程序
由于不是每一位领取社保成人都是香港永久居民,就算是居港七年亦不一定可以成为永久居民,所以调校系统后所抽取2021年3月31日满十八岁的成人资料后,便要和入境事务处作数据比对。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在综援制度中,以家庭作为单位,亦只有一个申请人的银行户口资料,没有其他人士的户口资料,若要包括他们在派一万元的工作,社署便要向约10万人查询,索取有关资料。若不包括他们,便会引来混淆、查询和投诉。这部分工作只会令现时因新申请综援倍增所带来的工作,再倍增。
上述有关个人资料的问题,亦会带来额外的工作。虽然,广义来说向社保受助人派发一万元,可视之为「福利」用途,与社保系统所收集的个人资料原意相符。所以,社署无需要向每名受助人索取同意才进行有关工作,但是由于用了社保受助人的数据,与入境事务处数据比对,而有部分人不符合资格(即非永久居民),社署便有必然的责任,通知这些收不到一万元的受助人。现时,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社保受助成年人不是永久居民,虽然数目应该不多,估计应有一万至二万人,继而可能要处理一千至二千个查询,及一百至二百个投诉。
就如5月3日网志所指,由于近月申请综援个案倍增,社署已采取了3管齐下的方法(简化程序、内部人手调配、招聘已退休同事),力求能尽快完成审批工作,为有经济需要的申请人,提供援助。加上上述的工作(调整资产上限、出双粮、追补通胀调整、优化十多项综援制度等等),社署社会保障部的工作,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若再加上派一万元的工作,将会是最后一根稻草(the last straw),可令至社署工作崩溃。我作为局长,不可能要求社署同事放缓处理综援申请,或是其他同样重要的工作,以进行派一万元的工作。我只可以对同事们说,这个政治压力,就由我一力承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