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家庭日2019」说起
2019年5月19日
前言
联合国于1993年将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家庭与气候行动」（"Families and Climate Action"）。或许因为在本港关注家庭福祉的机构与组织一般对于环保的工作不算活跃，亦很少有从事环保工作的朋友留意到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所以这个主题在香港不太突出。
当然，不论是减废、重用、再循环、减碳足迹都应由家庭做起，而气候变化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每一个家庭都要承受，特别是家庭的下一代；更甚是穷困家庭受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往往都是首当其冲。不过，作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我不是要讨论环保问题，而是希望借「国际家庭日」，呼吁大家关注香港家庭面对的压力。
香港家庭面对的压力
理想的家庭，既是一个安乐窝，也是一个避风港，每一个成员开心的时候可以分享，不愉快的时候可以互相扶持。不过，家庭亦面对不少压力。家庭成员负起互相照顾的责任，当家中有特别需要的成员，如有残疾的儿童或健康有严重缺损的长者等，家庭便会面对更大压力。而在现代社会，家庭更面对新的压力。我在近日出席一些国际家庭日的活动时，特别提到两类家庭，我们需要多考虑如何加强支援。
跨境家庭
第一类是跨境家庭。跨境家庭主要由跨境婚姻所产生。虽然跨境婚姻在香港不是新事物，但模式在过往起了不少变化，数目亦稳定增加1。在八十年代，跨境婚姻主要是香港人先领取无结婚纪录证明书，再回到内地结婚，当中超过95%是男性。不过，2003年是一个分水岭，自此之后大部分跨境婚姻都在香港注册，或许这与2003年内地开始实行港澳个人游（即「自由行」）有关。近年在香港注册的婚姻，有三分之一是跨境婚姻。跨境婚姻会带来育儿的挑战，不论是团聚时的适应或是离婚时的安排，亦会面对更大压力。不过，近年跨境婚姻现象的变化，亦可能会为未来的人口政策带来挑战。
正如上述，八十年代绝大部分跨境婚姻都是香港男性回到内地结婚，其后绝大部分家庭都在香港团聚。但在近年，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比例不断上升。若以在香港注册的婚姻计算，2017年的跨境婚姻中，三成是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婚。以近年这个数字的变化趋势，未来十年间这个男女比例会大致相等。由于愈来愈多家庭选择于内地团聚，特别是香港的妻子到内地与丈夫团聚，再加上近期有关香港居民领取内地居住证的各种优化安排，将会大大减少到香港家庭团聚的个案，单程证的需求会逐步减少。这有可能令香港早于较早前估计的2043年出现人口减少。当然，新的推算要待2021年人口普查后便会更清楚。
混合式家庭
第二类要加强支援的家庭是「混合式家庭」（blended families），即由配偶双方或配偶之一因再婚而重新组成的家庭，而子女之中最少一名是配偶之一的前妻或与前夫所生的子女，而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事实上，再婚家庭（stepfamilies）在香港已很常见。「混合式家庭」则是一个较新的现象，亦由于再婚数字上升，加上再婚后再婚便有机会组成「混合式家庭」。虽然我们现时没有「混合式家庭」的统计数字，但从其他统计数字的趋势观察，可以估计「混合式家庭」数目上升的可能。
香港离婚数字上升，大家可能都留意到。有关数字1997年约为10 000宗，2017年已超过20 000宗。而在2017年香港登记婚姻的新郎新娘中，四分之一是再婚的；不过当中有多少是再婚后离婚，然后「再再婚」，我们便没有数字了，但从外国的趋势来看，香港在这方面可能亦只会与日俱增。当然，由于缺乏数据，我们难以在服务发展上制定应对方法。所以在一些论坛上，特别是学术或福利服务发展的论坛上，我会呼吁学界或服务机构，从前线的接触留意这些现象的转变及支援服务的需求变化。
家庭支援
家庭支援及爱护儿童（Pro-family, Pro-child）是现届政府施政的重点。政府的家庭政策主要由民政事务局与劳工及福利局负责，而与儿童服务相关的政策则主要是劳工及福利局、教育局及食物及卫生局的工作。
我于2017年中加入政府之前，曾协助民政事务局及家庭议会制定家庭影响评估制度（详见2017年12月24日网志），政府已于2018年全面推行，即政府任何重要决策都须以新制定的评估工具评估家庭影响。
就如何加强支援家庭及推行家庭友善政策，特首过往两份《施政报告》与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已详细交代，我亦于过往的网志作较详细的交代和分析，在此不再重复了。
不过，我想提一项我过往较少提及的服务：社会福利署（社署）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为祖父母而设的幼儿照顾训练课程」，目的是协助祖父母掌握现代照顾幼儿的知识及技巧，计划在两年内提供约1 200个训练名额。其实社署早在2016年3月推行为期两年的试验计划，由于深受欢迎，徇众要求，今年再度推出。
后语
支援家庭及推行家庭友善政策，政府有责。我只想借国际家庭日，呼吁社会各界与政府达至「民、商、官」的多方合作，为建立愉快和健康的家庭一起努力！
完
1 由八十年代中每年约16 000多宗，逐步增至每年20 000至30 000多宗，2006年更录得超过34 000多宗。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博士早前出席一个「共建幸福家庭」研讨会时，呼吁学界或服务机构，多从前线的接触留意家庭结构的转变及支援服务的需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