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真的「跑輸」通脹？

2018年5月13日

前言

每談到法定最低工資，不少人都會和我算舊帳，指我於1999年在民主黨內部討論時的兩篇文件中，表達反對設立法定最低工資。由於那兩份文件，我放在設於香港大學的個人網頁中，所以亦有教師用作有關法定最低工資的通識教材。當然，和我算舊帳的朋友，沒有理會在2010年7月當民主黨在立法會投票支持立法設立最低工資時，我是民主黨的政策委員會主席，我是支持民主黨投贊成票的。甚麼改變了我的立場？1999年的文章已有伏筆：「若以那些影響輕微或甚至有良好的（最低工資）研究條件來看，要在香港設立最低工資，便應在失業率甚低，而且在持續下降的時候，將最低工資定在實際最低工資之上。」

時移勢易，重點是該十多年間勞工巿場的兩大變化。一是於80年代，香港流失了約150萬個製造業職位，導致基層勞工人手在服務行業中出現過剩，更令基層員工薪酬長期停滯不前；但到21世紀開始，早年由製造業流入服務行業的基層勞工人口陸續退休，到2010年，不少基層工種開始出現人手緊張。二是於1999年，香港失業率為6.2%，較1998年的4.7%惡化；而香港的失業率由2009年的5.3%降至2010年的4.3%，明顯地向好發展；至2011年更降至3.4%。

增加最低工資的訴求

5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勞動節，而今年適逢是最低工資在港實行了七周年的日子。多個勞工團體都趁着勞動節，向政府表達訴求，爭取不同的勞工權益。當中，有團體就着最低工資這個議題，批評最低工資未能追上通脹，故此要求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水平。

最低工資與通脹

那麼到底最低工資，在過往的多次調整後，是否真的落後於通脹呢？

在2011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間，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升幅為20.4% ¹，而最低工資水平則由28元調升23.2%至34.5元。換句話說，法定最低工資的增幅稍為超越通脹。當然，上述是統計數字，通脹對不同基層巿民的影響及感覺會有不同，例如租住私樓的基層巿民受到加租的影響較大，食物價格的升幅對基層巿民的感覺亦會較強烈。

有人會說，法定最低工資兩年才加一次，下次到2019年5月，未加之前，不是滯後於通脹嗎？這個便是分析的問題，若要比較下次增加法定最低工資前的工資與通脹，便應用2019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比較2013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更可以比較2011年4月（即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前）的工資與通脹。用2019年4月的工資與通脹，比較2011年5月的工資與通脹，便有些取巧了。

最低工資與低薪僱員收入

說到2011年5月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之前的情況，2011年第一季清潔工每月平均收入為5,890元，到2017年第四季每月平均已升至9,148元，即增幅達55.3%。另一個數字，更反映近數年基層勞工薪酬的改善。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低薪（即最低「十等分」組別）全職僱員 ²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最低工資實施前的季度（2011年2月至4月）上升了55.8%，在扣除通脹後實質升幅達到23.3%。由此可見，最低薪僱員的收入有實質的顯著改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政府數據分析，賺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佔所有僱員的百分比有所減少，由2011年5月至6月的6.4%，下降至2013年5月至6月的3.4%，2015年5月至6月的1.4%，以及至2017年5月至6月的0.9%。上述數據反映，在基層勞動人口步入退休潮，人力供應日漸緊張及理想的就業市場情況下，不少較低薪僱員的工資獲得顯著改善，甚至已超越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最低工資對本港就業市場、社會、經濟（包括中小企的承受能力）、通脹、生產力、競爭力、工資水平等多方面均可能有影響。故此，最低工資委員會就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須按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參考「一系列指標」的數據及其他調查的資料，並考慮其他未能完全量化的相關因素，以確保最低工資水平在防止工資過低的同時，不會導致低薪職位流失和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

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諮詢工作

我亦藉此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公眾諮詢，並在本月二十日前，透過委員會網頁的電子表格（www.mwc.org.hk）、傳真（2110 3518）、電郵（mwc@labour.gov.hk ），或郵寄（中環統一碼頭道38號海港政府大樓一樓最低工資委員會），向委員會提出意見。

完

¹ 撇除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² 撇除最低工資所不適用的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